，中国虽然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却也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倾向的倒退。
李曜现在急着要做的，一是以推崇新儒家思想的新儒生取代过去的门阀贵族，二是以同样认同新儒家思想的将领来取代藩镇，从而彻底完成“由思想到行动”的国家上层结构变化。
在经济领域，历史上中晚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达到空前高峰，而封建进程也从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阶段，过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农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获得了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因此被史学家誉为“近世”。
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了全面恢复，欣欣向荣的长江流域又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荣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加进步和全面，社会也变得更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惊人，甚至出现了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难怪陈寅恪曾感叹“唐近古，宋近今”。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曾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到“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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