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
沈亚之也说：“今自谋叛以来，农劳而兵逸，其租税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挠之，后期而输者则鞭体出血。……故豪农得以蠹，奸贾倍之，而美地农产尽归奸豪。益其地、资其利而赋岁以薄矣；失其产者，吏督以不奉而赋岁以重，是以割姻爱、弃坟井，亡之他乡而不顾。亡者之赋又均焉，故农夫蚕妇蓬徙尘走于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农益败，钱益贵而粟益轻也。”
李曜在此前为“新儒论”而研究韩愈、柳宗元时，还看见记载说元和十四、五年期间，韩愈担任袁州刺史，检责出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者七百余人。韩愈就此说：“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宪宗在所颁敕文中也说：“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于当处置（“买”之误）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宪宗所颁《遣使宣抚诸道诏》亦称：“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救贫人。”于此可见，宪宗一朝，贵富集团积聚土地、逃税避役、转嫁赋税、奴役百姓、坐视国难，其贪得无厌、恣纵骄横特征昭然若揭。
这些突出的恶性特征，在宪宗之后以至今后仍然持续发展。中书省内，能够反映证明的典型案卷，依然很多。穆宗长庆四年，元稹任职同州刺史，根据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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