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三十日“却回，收却忻、代州”。可知，据忻代而自称留后自当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诏命其为雁门节度，时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师行至河中之时。其时间，《太祖实录》订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纪年录》与上引《通鉴考异》俱订为二年十二月，据上诸考，当依张昭《纪年录》及司马光等十二月说。由上观之，所谓“太祖杖钺雁门”，实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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