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收到的打击甚至有可能比朱温还大。
这或许不好理解，需要从晚唐的漕运制度说起。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大运河体系对古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皮日休曾有《汴河怀古》诗，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平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同时，唐廷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甚至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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