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鄂盐务乃开百年旧制之先河，传出经略使欲革新盐务的说法后，各方势力争相联手打压我川鄂之盐务，四川我且不提，但只说湖北盐务吧。经略使可能不知道，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而是流入私囊，准确数字难于计算。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总数约和正税相等。以后历朝都有整顿，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显然，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地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但不能、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的估计，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3。至于报效，起源于乾隆中期，以后每逢大宗军需、庆典、工程，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长芦、山东、两浙亦数十万两，几成惯例，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虽无加税之名，却有加税之实。”郑万瞻最后总结道，“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合银元27元，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而同期西欧各国的盐税较低，折合我国货币，约每百斤1.2元至1.3元，日本则为1.48元。因此，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两三倍左右。如此算来庞大的利税之中夹杂的利益高达数千万两，系数都被各大盐商跟早年盐务官员贪墨，咱们川鄂盐税平均低于全国，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产量在两淮之上，每年所含之灰色利益要少两千余万。没有这笔利益吸引，各地盐商纷纷联手抵制咱们的食盐销售，别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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