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万吨，已经超过了两淮拥有了国内第一的产盐能力了，但是加在一起乘以三才勉强等同于两淮每年贡献的盐税，这里面似乎有些解释不通的地方了！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最终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四川因为川盐济楚之后便遭到了淮盐背后利益集团的打压，导致川盐只能在附近贫困省份买卖，盐税平均1.2两上下，湖北之前因为不是产盐省份更是只有0.27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但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
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盐商联手打压川鄂之盐。
郑万瞻叹息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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