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0.8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盐税从来都是国家和中央税收，但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纷纷截留，基本不送交中央。所以才有后来袁世凯用盐税做抵押借款的故事。在袁世凯看来，既然中央反正都是收不到款子，还不如抵押出去换取外国借款。只要洋人同意，就不怕各省的官僚不肯，毕竟大多数官员，无论革命党也好，立宪派也好，保守派等，都对洋人退避三舍，若抵押出去，只能乖乖认命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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