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刚买的录放机 ,只要我伸手要,他就双手送到我的面前,开心的看着我拆,然后装不上。
刘淑琴试着阻止过他的这种封建迷信行为,但是,并不好使。在我4岁生日的时候,孙国辉让在日本出差的同事带了一个任天堂的红白机,每天都和我玩“魂斗罗”和“超级玛丽”既培养父子感情,又锻炼我的智力,孙国辉是这么想的,但他明显是想错了。
之后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沉醉于那些会动的“蘑菇”中,在学前班每次的成绩也都是零分。很难想想孙国辉看着这些画着红色“0”分的成绩单是什么心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那时候还没放弃我,偶尔还是跟我一起打游戏的。不过没过多久,我就把他心里仅存的希望捏灭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学前班的小朋友们玩耍的时候,我点燃了我家前面住宅楼一楼窗前的小仓房。原因是小伙伴们说我不敢点,真是小看我了。我只记得火很大,大家全跑了,我哭了。孙国辉被带到了公安局,最终赔了不少钱才得以脱身。当孙国辉在公安局挨别人骂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家玩“超级玛丽。”刘淑琴洗完衣服走进卧室,看见聚精会神玩游戏的我 “你爸都抓进公安局了,你还有心思玩啊!”
“爸爸为什么被抓啦!”我盯着屏幕继续玩。
刘淑琴站着那叹了口气,转身出去凉衣服了。
我估计后来刘淑琴把这事告诉孙国辉了,要不从那以后他怎么在也没有和我打过一次游戏呢。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承认伤了父母的心,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6岁的时候又玩火,这次不是烧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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