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连亲爸都不相信我， 何况外人。
我去了一家新注册的小公司，做最苦最累的宣传。工资还不够付打车钱，但我喜欢。小公司的好处是包袱小，包括道德包袱和责任包袱， 不需要给任何人或者什么社会价值观以交代，只要给自己赚钱就好。我跟一个小成本电影的案子，当时电影刚刚杀青，准备春天上映，如果票房了得，公司就是业内黑马；如果票房惨败，大家一起关门走人。所以全公司的压力都很大。
我昏天黑地地忙了一个冬天，不问世事，不参加聚会 ——不是我不想，而是实在没有时间。我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前收工，三更半夜推开家门，有时候累得连鞋子都懒得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到天亮；醒来往往是早上六点，天还漆黑，扶着墙去洗手间刷牙，看睫毛膏还好好地涂着， 干脆脸也懒得洗，拎包出门去布置媒体看片会。
因为害怕堵车，我不得不坐地铁；因为睡眠不足，我做出了从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拉着拉环，站着睡着。地铁到站的时候我一头撞在门上，眉骨立刻又青又紫；这不算糟糕，糟糕的是我才发现手机被偷了；这也不算最糟糕，最糟糕的是手机里有没来得及备份的媒体联络人名单。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我一路哭到媒体看片会， 心想自己闯了弥天大祸。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我希望有很多观众喜欢它，如果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导致它的宣传力度不够，我觉得自己是“国产电影的罪人”。
我跟我的老板英总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仍然能想起她先是惊愕然后拍桌大笑的样子。我站在她对面伤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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