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当然知道此节，是以对民间办报的限制慢慢有了松动，身为礼部尚书的苏轼对此知之甚详。
王棣经过一番调研后，定下了“东京时报”的办报方针与宗旨：真实性是第一要素，绝不能胡编乱造、空穴来风；合法性，不能犯禁忌太过，打打擦边球是可以的；时效性，要在第一时间刊印京中时事要闻；多样性，不仅仅限于时事，可以说说风土人情，邀请各方面专家名士写写文章杂谈嘛。只要禀持这四点，不愁“东京时报”没人看。
他与苏轼如是说：“……报道的内容主要为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以及人事任免方面的传闻，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又或意见之撰造等等……绝不会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务必做到反应快速，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若是依循而为，他日人必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本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
妹夫难得请托一回，且非违法乱纪、有悖原则之事，苏轼自是要开开方便之门的，此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可供操作的空间很大。
他倒是未明确表态。
待隔了半月，王棣拿着样报再次登门，苏轼惊诧于其的办事效率，接过样报细细阅读。
这是一份后世标准的四开大报，刊头“东京时报”四个大字一看就是王棣手书——王棣中了状元后，“三郎体”在京中愈发受到追捧，其一幅寻常的字在市场上也可售出一百贯，而且有
第191章 古记(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