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进士科，经义已重于诗赋。而所谓“经义”的“经”，便是儒家经义书籍。
在此之前，《论语》与《孟子》只是科试兼经。而王棣则是将这二书及从《礼记》中抽离出来的《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且着手集注。
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此时的二程洛学，是新儒学经过举创而走向繁荣的北宋时期的最高阶段，也是其时的主流学派。
这期间的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司马光六先生。当其时，六大家并世而立。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邵雍和司马光有其象数学，二程洛学一时与诸学并存。
但是，历史发展，斗转星移，诸学发生很大变化。周敦颐、邵雍之学，为社会潮流所裹挟，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张载关学也由兴盛趋向衰落，其著名的气说、人性理论，则被洛学改造后吸收。相比之下，唯独洛学雄风刚健，
第79章 蝶恋花(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