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其弊，他拿什么去改变？正如他回答苏轼的“何以改变”时如此说：除非，读书成本极高，甚至国家实行义务教育，人人有书读……到那时，才真的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从而拥有各类人才。
呵呵，这在苏轼等人看来几乎不可能，遥不可及，若人人都可免费读书，岂不是人人都做官了？
读书，科举，不就是为了做官么？往大了说，唯有做官才能为国为民谋福祉。
此乃后话，略过不表。
那日，从案发现场回去，在仍积水的太守衙门，王棣和李格非、高俅商讨案情提出：一，要查清那户人家的社会关系，重要的是最近数月来与之与密切交往的人；二，查探那栋房子的侧门和后门通往何处，并尽可能寻找昨夜酉时经过此路段的目击证人；三，查明本城摩尼教的所有事宜，如聚集地、首领头目等。
关于第三条，他提供了方十三在西城的大致住处。苏轼在西城遇险，方十三也住在西城，在王棣看来，二者间一定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