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脸污黑的工人在砖窑里进进出出，他们骂着最脏的话，唱着流行歌曲的高潮部分。
休息时间，舅舅娴熟地弹着吉他，前卫的青年用外星语唱着黄家驹的歌，并用扳手做话筒，俨然一副自我陶醉的神情。
有一段时间，舅舅不见了。
我问外公外婆舅舅去了哪里。
他们说舅舅到北京找工作去了。
六月初的雨水仿佛记忆的凝固剂，在糟糕的雨季里，人们在竹林里邂逅了湿漉漉的蜜蜂、蝴蝶和雏鸟。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周末的傍晚，似乎雨季就要过去了，西方的天空露出了一缕有气无力的晚霞。
这个傍晚，一切都发生了，没有预演，一场活生生悲剧闯进了我的世界，阵痛从此潜伏在我体内慢慢发酵。
我外公和几个人抬着什么冲了进来，外婆在旁边嚎啕大哭，眼泪打湿了她沟壑万千的脸颊。
外婆被生活打磨得波澜不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婆哭泣，我被吓坏了，缩在角落大气不敢出。
他们抬的是一个人，这人头上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血还是不听话地渗了出来，滴在地上画出了一条残忍的断断续续的红色轨迹。
我冲上去喊：“舅舅，你怎么了？”
旁边有人把我死死地抱住，我拼命地想挣脱，但这个人像结实的老树般纹丝不动。
含混不清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小镇整个县城整个国家……那时的我不知道，这一切跟我的家族有什么联系，还有北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