拢江南士心，更以“亲征”二字代指南迁，给足了崇祯帝颜面。但李明睿毕竟位卑言轻，难成主导，崇祯帝的本意是用李明睿抛砖引玉，诱导以六部尚书并左都御史为首的七卿重臣揣得自己的意思，替自己说出想说的话，自己好假装被动接纳，这样日后有变秋后算账，责任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换作往日，必然有出头鸟来逢迎崇祯帝。可江河日下，群臣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对崇祯帝的秉性早就心知肚明，且顺军日益进犯，臣子中不乏出现了自保为先的心思，自然无人再进行政治投机往崇祯帝圈好的陷阱里跳。因群臣人人怀此心思，崇祯帝希望中的场面并未如期而至。更出乎他意料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皇帝自然守社稷”，南迁之事应该由太子代行，并且最好同时分封崇祯帝的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永王出京分封他处之藩，更为保险。崇祯帝大失所望，甩出一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遂罢南迁之议。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不解风情，说李明睿提议南迁是邪说，要求杀李明睿以安人心，崇祯帝大为不快，当面斥责他说你也是邪说而且群起攻击李明睿有结党的嫌疑。以扣帽子为威胁，强行将此事压了下去。
又过几日，大同府失守，局势进一步恶化。崇祯帝借由督师李建泰倡议南迁的奏折重拾南迁话题，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一面顾全着气节，一面实质半公开提点群臣劝自己南迁。但人心惶惶时节，群臣早有定计，工部尚书范景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詹事府少詹事项煜等人再次请求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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