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年(公元650～820年)的争战。虽然中间也有着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直至长庆会盟之前，这期间基本上是以战争关系为主流。
然而，到唐中后期，唐朝处于政权不稳，帝位更替频繁，国势渐衰，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纷纷发起骚乱的阶段，而吐蕃却处于势力渐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面对着这种内忧外患，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吐蕃的东进，唐朝被迫改变了其军事战略，由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河西、陇右、剑南唐蕃边界等节度使由此设置，以此来保障腹地安全，即采取“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正如班勇所说：“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桓宽也说：“边强则中国安”。在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边疆治理上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态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就采取以边境保中国，即“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边境稳定，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从高宗开始，唐朝势力开始停滞不前，到武后时期则明显开始衰弱，远不如前。而在其北方、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却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不断伸入唐朝境地，对大唐的边疆统治形成了威胁。初期，唐朝在边境地域设置的都护府，到中期以后，也是势力大减，很难抵御少数民族的势力发展，有的甚至向内地迁徙，有的成为行政单位，为了边境的稳定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大唐在边镇重新设置了新的军事管理机构——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就是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又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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