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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