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应更作者，并计所不任赃、庸，坐赃论减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监当官司，各减三等。”以保证官府手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在某些大型工作中，朝廷还实行工头负责制。如武后垂拱四年修建明堂，由薛怀义“充使督作”，凡役工数万之多，施工中“置号头，头一阚，千人齐和”。柳宗元所撰《梓人传》也记载了梓人指挥群工役作的情况：对这个梓人，群工“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
这里的号头、梓人一类的工头，并不是朝廷官吏，是由朝廷指定的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刚才张敬询提到的水利司“常员”中，就包括了这些技术人员和负责人员，只不过在李曜改制之后，河东、河中军械监的这类人员，已经算是朝廷吏员了。
虽然从规矩上来，朝廷的征召和管理似乎也还算合理，但事实上大唐工匠，无论是长上匠，还是短番匠，抑或是中后期大量出现的明资匠、和雇匠，一般都是以服徭役或色役的各种形式，近乎无偿地为官府尽着隶属关系之下的多种义务。朝廷虽有纳资代役的规定，但往往是官样文章，且有些工匠是不准纳资代役的，《大唐六典》即规定“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总而言之，工匠和丁夫的征发役使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既然是有强制性，那么地区底子越好、情况越乱、节帅越霸道的地区，工匠的获得显然就越方便。李曜在河东为何不为工匠着急？因为河东乃是李唐的王业之基，人口鼎盛、经济发达、又北临边庭，时常有官奴婢、刑徒、流徒等入境，而节帅李克用常年征战，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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