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是出于收拾民心的考虑。明帝、章帝年间国家军费开支增加，又一度恢复国家专卖。此后专卖与否一直左右摇摆，视国家财政所需而定。
从隋文帝开皇三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这130余年间较为特殊，食盐既不官买，也无专门的盐税。唐代开元虽称盛世，但却因国家机构迅速膨胀，财用不足，国家反不得不又谋求恢复对食盐的操纵。安史之乱加速了这一进程，758年，在盐铁使第五琦主持下，食盐国家专卖制彻底获得重建。762年，刘晏接替第五琦，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允许盐商参与到国家食盐专卖中来。到大历末年（即779年），盐利收入已经占据了唐朝天下赋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总体来说，食盐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此后历代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些修补变通。张謇曾评价中国的食盐专卖制度，认为唐代是最重要的分水岭——唐代之前的盐法“公诸民”；唐代之后的盐法“私诸官”，一公一私，一民一官，有着本质的区别。
虽说是官家所有，但军阀乱世，谁占着地方，盐池就是谁的，这个也是没什么值得说道的，只是占着盐池的军阀，多半还是会每年给朝廷上贡一些，以示自己仍是唐臣罢了。
而既然如今王珂被朱温所代，李克用又欲夺回河中，那么站在河东的立场上，盐池所产已经是河东私产，不让朱温顺手牵羊以免资敌，也是常理之中。
也就是说，史建瑭的理解没错。
但是郭崇韬却问：“既然只是为了避免朱温顺手牵羊，而且军使已经断定，朱温必走解州，那么我们设伏在解州之南、朱温的必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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