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这样的话，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低劣。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其实李曜清楚，按照原先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历史选择了五代十国，而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是杨行密成功的前提。王夫之谓：“当行密之时，朱温、秦宗权、李罕之、高骈之流，凶风交扇于海内。乘权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权者既以杀人为乐，民亦以相杀为乐；剽夺争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于卒伍，亦力战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为固本保邦之谋，屡胜朱温，顾且画地自全，而不急与虎狼争食。……行密之为功于乱世，亦大矣哉！”又说：“杨行密不死于朱温淫昏之前，可与有为者，其在淮南乎？”
当是时，杨行密深明大义处理好与唐廷关系，保持了唐末五代的平滑过渡，赢得后人好评：“行密足未尝履王都，目未尝见宫阙，起于卒伍，无尺寸之诏可衔，削平之而抚仅存之生齿，是草泽崛起，无异于陈胜、项梁之于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为维系，其君臣之义，盖已浅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锋，保江、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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