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比如拓跋珪本人，他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本身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估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是以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多半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腥变革。因此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独裁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本书要述说的重点，重点是既然北魏这个本来带着母系社会遗风的皇朝要以杀母来确立父系权威，那么早就进入完全封建社会的汉民族，对于女子的权益自然更加不当回事。即便是在胸襟最为开放的唐朝，妇女可以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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