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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