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现有的社会结构，从经济上引导农民实现自己的要求，进而将这种要求转变为政治诉求。
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则希望保持社会的稳定，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推进社会转变。这种方式源自孙中山对中国走向现代的划分，孙中山在领导同盟会推翻清政府后，提出走向现代社会的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并为这三个阶段规定了具体任务。蒋介石将军在十多年前实现了中国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
我无法评论这两种方式的优劣，但很显然的是，两党都在大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且在推行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可能会危及战后这个国家的和平，但遗憾的是，两党都没有让步的迹象，都在加强自己的力量，为战后做准备。
在西方，习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在东方却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句话来自中国的历史，几百年前，占据中原的皇帝，对是否要对顺从的南方割据势力发起战争，面对争论的大臣，说出的一句名言。
几百年来，中国政治就是在这条名言的指引下运行，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中国人可以在面对经济纠纷时妥协，可以在面对对外战争时妥协，但绝不会在面对另一个国内政权时妥协，所有政权纠纷只有一种解决方法--战争。
重庆，延安，两个政权，两个政党，两只军队；这中情景在这个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解决方式也只有一个。
我有种深深的担忧，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战争后，这个浑身是伤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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