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似可不必。”但黄兴恰恰忘了，正是国民党天天将《临时约法》挂在口中，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五六日，始终不见下文。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地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地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上海地方检察厅无奈，只能命令郑继成二审应桂馨，并向京师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拘捕嫌疑犯洪述祖，但洪本人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逃到了青岛德租界。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
结果可想而知，外交部也操纵在袁世凯地手中，对于引渡一事，自然不甚热心。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5月27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专制之苦而已。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此同时，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才在期限的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地尊严，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除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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