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四川的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租股局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这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因为各县租股局被绅商把持，大量租股利息被这部分人中饱私囊。
川路资金大多数来自民间，而且是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这种“租股”通常是由绅商们把持的各县租股局，在政府公权力的支持下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每年四川农户的租股负担大概是200多万两。由于川路公司高管的无能和贪墨带来的烂摊子。
更为严重的是，1909年，商办的川路公司筹集资金近千万两，为了所谓的保值增值，管理层大搞“资本运作”，在投资一家官办企业重庆铜元局巨亏200万两之后，川路公司管理层又斥资350万两，存入上海三家钱庄，该笔资金最终卷进了1910年的上海橡胶投机危机。当上海的那些钱庄倒闭时，川路公司的这一部分钱大都打了水漂，最终造成了近八百万两之巨的无法追讨的烂账。
各县的租股局跟川路公司相互勾结、倾轧，借助着几年的‘运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即清廷以外的第二衙门，又通过收买官员等、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铁路国有’的确有清廷的无能与责任，但是究其根本罪责却来自于各地的租股局势力，就连大清朝廷也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成为四川七千万民意所痛恨的对象，为这些租股局的土豪劣绅们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锅。
一个不能不提到的很讽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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