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们合起来研究，两条线索却都汇聚到了岐山这个交汇点。他们在这里出发，笔记也是在这里制作。我觉得要解开1931年之谜，岐山是必然要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单独行动的原因。
从西安到岐山并不远。说不定当初我父亲来西安，也是为了前往岐山去处理什么事情。虽然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及过许家从前的事，但我能感觉得到，那些事一直萦绕于心，他从未忘怀。他临终前留下的“悔人、悔事、悔过、悔心”，一定与此有关。
我在西安找到了一个父亲以前的学生，也是当初来西安考察的学生之一。他告诉我，那次考察期间，许教授确实离开过队伍，大约三天时间，说是去附近一个县文物局见一位老朋友，但具体去哪里没提。我问他，我父亲的专业并非田野考古，为什么突然想来西安考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这次考察来得特别突兀，似乎是许教授自己主张的，路费都是自掏腰包，没有从大学走费用。
听起来，我父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去岐山，西安考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我临走之前，那学生问了一下我父母平反的情况，一阵唏嘘，说许教授是他见过最好、最低调的老师，这样的人居然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许教授被整这件事特别突兀，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批斗他的大字报，落款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当时群情激奋，也没人想过。后来我问过一圈才知道，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贴的。后来抄家的时候，更是没人知道是谁挑起的头——因为许教授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自己从无任何私藏。”他告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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