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圆二的贱价果断把这一批步枪卖给了湖南革命军。焦达峰对此十分感激，还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道谢。吴绍霆并非是照顾焦达峰，也不是觉得这批枪占库存，而是料定湖南很快会发生战事，间接资助焦达峰成为阻挡北洋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上海都督府公布了宋教仁遇刺案最终证据，证明阴谋家应桂馨与总统府秘书处的电报往来。此一证据迅速在国内掀起了震动，各省各地指责北京政府的声音源源不断，许多军政府首脑发电报斥责袁世凯。孙中山趁势在上海发布讨袁声明，披露北洋政府独裁的野心，痛斥袁世凯阴谋暗杀行为，号召全国维护共和大义发动二次革命。
黄兴、章士钊等国民党文治派人物却主张利用法律手段惩处袁世凯。他们同时询问了宋教仁的意思。宋教仁在这个关键时候犹豫不决，既不愿意放弃北上组阁的宏愿，又对北洋政府阴谋手段痛心不已。黄兴并非不想一战，他这个时候脑袋很清晰，北洋派在过去一年早已做好了军事准备，革命军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通过法制制裁是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认清袁世凯的嘴脸，顺便争取更多时间来准备。
一时间上海革命党人意见不一，没有统一的主导指挥，导致全国各省左右不定。
三月十二日傍晚，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大总统办公厅十分热闹，各级政务官员对上海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曹汝霖夹着公文包快步从大门外走了进来，穿过大厅里的众人，向内办公室走去。大家看到神色匆匆的曹汝霖如一阵风一般掠过，不禁有些好奇起来。不过曹汝霖中途没有任何停留，对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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