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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魏晋及南北朝多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另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掌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隋代于内史省（即中书省）设“起居舍人”。唐宋又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曾专设起居注，后渐废。清代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被送入宫中讲解经史者）兼充，称“日讲起居注官”。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赐进士及第、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裁国史玉牒、同知制诰、起居经筵日讲、通家侍生孔贞运顿首拜撰”。
据读武德年间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不曾被官方修改），以及订正详实的《资治通鉴考异》（同时记录了《实录》、野史、物证等考据》），再考查《旧唐书》等（以《实录》为蓝本）相关记载，不同之处仅存于三个方面：其一，太原起兵的发起人是谁；二是，隐太子李建成在攻取长安时的战功；再有，李渊宫闱禁中的是否检点。而上述三个方面皆以“玄武门之变”为中心而展开，其余初唐历史事件，各史料中所载（包括不受官方干预的稗官野史）竟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知，除“玄武门之变”外，其它的初唐历史事件并无唐太宗参与删改杜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