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道：“她不愿意也没关系，咱们俘虏了嗣泽王妃已是事实，人们都知道龚氏在薛郎手里。这时候薛郎以龚氏的名义传出揭发之文，便合情合理，不过之后不能让龚氏乱说话，省得薛郎被指责欺骗天下的恶名。”
薛崇训一琢磨，点头道：“少伯这么一说，也是个办法，她实在不愿意出面，咱们借个名义就好了。”
幕僚们一合计，说干就干，王昌龄也不推辞亲自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虽然是假借之名，但王昌龄觉得干这事儿是合乎百姓社稷利益的好事，所以就毫无心理障碍，写得那是一个通顺。他虽然受到重用之后没闲心写多少诗了，但才华明摆着，写篇文章不是信手拈来？
名曰《嗣泽王妃告天下书》，文中惟妙惟肖地将王妃如何在内府听得张仁愿和李义珣密议，又如何在“小义”与“大义”之间权衡，各种细节犹如王妃的自我剖析，完全以女人的心理来用词用句……显然描述女人心思的好诗文都是男人写的，不然哪来那么多叫好的闺怨宫怨诗，那些诗敢情真是出自怨妇之手？妇人那是有苦说不出，只有才华通达的文人墨客才能将其述诸文字啊。
最后落名“武陵龚氏”，作为原始材料，按理应该加个手印。王昌龄见不到龚氏，又图省事便心道：龚氏贵为王妃，定然从未受过刀笔吏之辱，也就不可能在什么纸上留过手印，反正是难以考据的事儿，再说原档肯定是存入朝廷内部，传达出去的都是重新手抄的复件，哪里去辨真假？
于是他便随便拉了个丫鬟，让她在纸上按了手印了事。
那丫鬟还被吓着了，哭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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