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点名到济州任事。
藩季良任按察副史，兼领审刑司，陈臾任市税司监事，都是一些掌握不到济州军政大权的闲散官职。
赵舒翰倒是主动请求到济州赴任的；不是说他向往济州，而是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给踢到济州之后，他孤身留在江宁，连个饮茶喝酒的友人都寻不见，自觉也受林缚讨厌，还不如自我放逐、同来济州同甘共苦。
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包括赵舒翰在内，在传统上属于帝党一系，立意维护元越帝室之统治，淮东夺权谋立之心日益彰显，他们与淮东的隔阂就日益加深。
江宁战事期间，永兴帝弃都而逃，他们这一干人等皆有气节，留下来助陈西言孤守江宁；在那之后，他们对永兴帝绝望之余，也与程余谦、余心源、张晏等帝党人物分道扬镳。
江宁战事后，林缚初得江宁，还谈不上完全掌握大局，所以也要用他们来平衡淮东与帝党旧系人物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江宁实际上存在一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尴尬地位。
荆襄大捷，以及左承幕、胡学穆、岳冷秋等一干大佬，或明或暗的倒向淮东，使得淮东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据绝对的主动，林缚不需要再看帝党一系的脸色。
赐九锡、开府立官制，揭开公府治政的序幕——林缚也不再需要张玉伯、藩季良、陈臾等人留在中枢去平衡国公府与帝党之间的关系。
张玉伯、赵舒翰、藩季良、陈臾等人携家小于五月上旬在给放逐、离开江宁之时，心思多少悲壮慷慨，也与江宁的友人饮过诀别酒，从江宁直接登船，飘洋过海，来到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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