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佛尼，你已经浪费我五分钟的时间了，不，七分钟，我今天忙得很，我看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
“高尔夫球俱乐部也会有旧出勤纪录，你没想到吗？”安迪喊道，“他们一定还保留了报税单、失业救济金申请表等各种档案，上面都会有他的名字。这件事才发生了不过十五年，他们一定还记得他！他们会记得布拉契的。汤米可以作证布拉契说过这些话，而乡村俱乐部的经理也可以出面作证布拉契确实在那儿工作过。我可以要求重新开庭！我可以——”
“警卫！警卫！把这个人拉出去！”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安迪说。老柴士特告诉我，安迪那时几乎在尖叫了。“这是我的人生、我出去的机会，你看不出来吗？你不会打个长途电话过去查问，至少查证一下汤米的说法吗？我会付电话费的，我会——”
这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守卫进来把他拖出去。
“单独关禁闭，”诺顿说，大概一边说一边摸着他的三十年纪念襟章，“只给水和面包。”
于是他们把完全失控的安迪拖出去，他一路喊着：“这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你不懂吗？我的人生——”
安迪在禁闭室关了二十天，这是他第二次关禁闭，也是他加入这个快乐家庭以来，第一次被诺顿在纪录簿上狠狠记上一笔。
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时，我得告诉你一些有关禁闭室的事。我们缅因州的禁闭室是十八世纪拓荒时代的产物。在那时候，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在“狱政学”或“改过自新”和“选择性认知”这些名词上，那是个非黑即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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