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做的。”
臻总说：“都按法律，中国的企业都关门了。”
我不吭声了。
这件事由于我强硬的抵抗，最终还是按照通告中的规定给员工发了三天的底薪，总共大约一万五千来块钱。
我和臻总的直接大的争执就这一次，之后的矛盾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和马副总以及和老板娘之间的冲突矛盾而转化成我和老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老板在我和老板娘发生最后的那次冲突时，曾想过换掉我的想法，这是老板有一次借着三分酒劲说的，我也洞察出来，也感觉出来老板的这种想法。我后来明白老板的想法，老板认为老板娘和他同过甘共过苦，除了他之外，别人没资格用这样的语气对待她，但换掉我的念很快就消掉了。
不时老板会听到一些小道消息，然后找我问话，有人对老板说我一点人情都不讲，会失去民心，老板于是来劝劝我：“有的部属对你一些工作方式有意见，你还是要适当改变一下。”有人说我要把老板娘的老乡全部炒掉等等，老板又来问我，我觉得这些人够婆婆妈妈的了：我会蠢到说出这种话吗？编也亦像一点嘛。这些琐碎的小报告非常多，老板不时会提醒我，我也懒得理会这么多。
老板对我日常管理工作的干涉也非常多，不过，我都通过沟通和灵活处理化解了。后来，老板的干涉较少些。
老板们的辩证思维能力若用在管理中，就会把机会主义带入管理中，结果大部分人都来钻空子，管理就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国几千年的权谋管理，根源在于只有《易经》的“变易”思维，只有质变，没有量变，
第545节(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