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造了儒学，为帝国提供了思想工具，虽然这个工具并不怎么灵光，先天不足，后患无穷，但他毕竟做了尝试，即使这个尝试不怎么成功，很快就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孙策想扭转这个局面，当然不能沿用经学，但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提出一个新理论。社会主义价值观？这肯定不行，基础不具备，一意冒进，只会落得王莽的下场。自由、平等、博爱？似乎可以有，但如何贴得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说得让人信服接受，这需要更多的理论建设，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行的。
这件事交给荀彧来做，最合适。
在吴国的朝廷架构里，不管是首相还是计相，都不会有荀彧的位置。他来得太迟，又曾是朝廷的尚书令，是降臣，如果擢以高位，很难服众。况且他身后又站着人才储备深厚的汝颍系，一旦让他处在实权位置，汝颍系必然坐大，打破朝堂上的派系平衡。
让他负责思想理论建设是目前比较合适的选择。荀彧虽不是那种寻章摘句的儒生，不以学问著称，但他的学问并不差，对儒墨道法的学问源流都有一定的了解，又有行政经验，能理论联系实践，对新政的了解也超出绝大多数人，优异的综合素质让他成为主持建立一套能与新政适应的思想理论的最佳人选。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不是纯粹的儒生，但他无疑受儒学影响最多。相比于其他诸家，儒学是最重视个人人格的学派，儒生以士自居，积极入世，却又不甘心做权力的奴隶，汲汲于心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真正的读书人最远大的理想不是像王莽那样做皇帝，而是像伊尹、周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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