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做生意的人太多。而做生意的人多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再追问下去，之所以有利可图，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民成为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人工成本，增加了利润空间。关中强行制定的高价只是推波助澜，却不是根源。
他提倡工商的首要目标是自强，其次是富民，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有稳定可言。现在百姓不仅没能从中受益，反而受损，自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结果，必须加以调整。
设立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就成了当务之急，但这个标准如何设定，却是必须慎之又慎的。太低了没有意义，太高了又会影响工坊的利润，最后物价上涨，反过来又会影响民生。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工坊必然会收缩用工，采用延长工作时间之类的办法来抵冲，而工作机会减少，又会让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更加处于弱势，本来是为了保护他们，操之过急，反倒又会伤害他们。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孙策清楚这其中的利害，虽然着急，却也不敢一刀切。他没有具体的行政经验，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具体的问题只能依靠张纮等人来解决，说得好听点，也就是垂拱而治。
只是他这个垂拱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管，只当泥菩萨。他是引领者，是确立方向的人。也许张纮会选择与他预期不同的道路，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儒家比法家有优势。法家是帝王术，只为帝王考虑，如何方便管理如何来，百姓的福祉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儒家毕竟有一定的民本意识，只是被师法、家法束缚，制度创新时的动力不足，只能被形势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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