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谈论的话题很是无聊，对我这种强行在中文系混了五年的文学痞子来说，那感觉无疑是在吃糠咽菜，荒唐程度不亚于孙悟空听如来佛和玉皇大帝讨论：匡衡小时候凿壁偷光是不是为长大投机钻营打下坚实基础。
我深知辩论类话题实在不是本人专长，在客厅里呆了不到两分钟，便借口推辞，只剩下老实本分的好学生李勤勤作陪，自己则一溜烟跑到了教学楼。
两名学生在我面前看书，作为老师自然也闲不下来。
电脑里面已经被厚厚的文档垃圾堆满，我那些已经烂尾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坑填上，编辑的短信又接二连三发了过来，在回炉的两个小时里，我至少构想了十三种结局，不过绝大多数都是be式的结尾。
毕竟人生就没有容易二字，的主角就是第二个自我，虽然可能有短暂的快乐，但最后一定以死亡收场。毕竟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老人家曾说过：“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
当我收拾完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正好碰见开会回来的程悠悠在教室外面站着等我。
虫声阵阵，我顺手捏死了一只在耳边哼哼的蚊子，发出世界终极疑问：“悠悠，你说在学校后山的情侣能分清自己脖子上的那些红点哪个是对象种的草莓，哪个是蚊子咬的包吗？”
程悠悠被我奇怪的脑洞感染，直接问出了另一个终极问题：“你说他们在没钱开|房的条件下奉献肉|体，难道不是艺术吗？”
我不置可否，至于是艺术还是yu望，管他呢，这是社会学家才需要担心的问题。
我手里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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