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也。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人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业于圣代，俾人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3。
大蒙古国汗位继承的前车之鉴，儒臣的反复论列，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宗亲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为忽必烈对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继建元、建国号和一系列汉法的实施之后，忽必烈按中原王朝建储的成规，立皇子真金为太子，正式确立了嫡传世袭制。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首次按中原王朝的立储程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至元“十年春，中书右丞伯颜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4。册文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圣武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不为显立冢嫡，遂起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远之规，下协昆弟佥同之义，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5不久，又发布了《立后建储诏》，称“盖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立后以正家，建储以定国”，“比者朝臣恳奏，册室之礼宜即举行。已于今年三月十三日授皇后以玉册宝章；授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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