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乘机建议他“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3。在与刘秉忠接触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此兴趣更浓，所以当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鲁思数年。这期间，他的主张对忽必烈的影响逐渐深化，所以当他奔父丧南归时，王府赐金百两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于是刘秉忠开始具体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典章、礼乐、法度，纲常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解决办法。
忽必烈此时，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因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蕃邸，以儒书教授蒙古学生，他“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他又泽《大学衍义》，时时于马上为忽必烈讲说4。
通过刘秉忠，赵璧的讲解，忽必烈对中原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5。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始，他开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6。
通过刘秉忠、赵璧等的介绍、推荐，他开始留心中原事务和搜罗、召见中原人物。甲辰，金末状元王鹗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开始萌生了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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