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是先辈的生活信息和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成见。二者之间存在着残忍而粗暴的对赛……当我们自己和他们对证，借以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不是在科学意义上，而是在根本的和人生的意义上，重新创造历史的前因后果的时候，我们开始取得了经验。（《戏剧就是对峙》）
在这里，“间离”依然存在。不仅如此，“间离”还可以发展到对峙、对赛。当代戏剧家的“参与”，实质上就是对峙和对赛。有了格洛托夫斯基的这一说法，“间离”与“参与”的血缘关系就更清楚了。但是，也正是在他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布莱希特的“间离”已经失去目的。
四
由于布莱希特直接而强悍的社会理性目的被当代戏剧家取消了，因此，当代戏剧家比布莱希特更能自如地面对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化遗产。这些剧作未必能说明布莱希特所迷醉的社会哲理和历史哲理，却能理所当然地被纳入戏剧人类学范畴，经当代戏剧家重新处理而出现奇异的新面貌。
彼得·布鲁克有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
莎士比亚戏剧是一个兼有布莱希特和贝克特的典范，但又超过这二者。在布莱希特之后的戏剧里，我们所需要的是要寻找前进的路子，以回到莎士比亚那里去。
布鲁克之所以认为早了数百年的莎士比亚超过了布莱希特，所举的根本理由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反省和空谈并不使任何东西减色。”这句话反过来的意思当然是，布莱希特的缺点在于，反省和议论没有像莎士比亚那样从容和自然。
附录1 布莱希特之后(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