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教廷对事情的判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严重伤害了我，而这是我唯一真正的十字架”。他待在法国的那些年里，我们不再能听到这样一些埋怨了，但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教会世界的种种行事方式。在这种心态中，他在1948年写道：“（我的这些同事、好神职人员们
）在对待那些卑贱、贫穷和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时，流露出了怎样的不信任和粗鲁啊……这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并且，“这世上所有的聪明人和精明者，包括梵蒂冈的那些人，显露出的是如此可怜的形象——如果用耶稣和圣徒们所发出的单纯、仁慈的光来照一照他们的话”。
根据他的这本自传，他是在战争期间的土耳其开始与犹太人组织进行接触的（并且，他有一次阻止了土耳其**把数百名从欧洲纳粹占领区逃亡而来的犹太儿童重新运回德国
）。他后来为此对自己进行了非常罕见的自我批评——尽管对所有的“良知测试”而言，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做。他写道：“我为什么就不去、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多呢？为什么我不去作一些更坚决的努力，来抵制我天性中的倾向呢？是否我对舒适和安宁的追求——我认为它们与主的精神更能保持和谐——其实只是在掩饰我对拿起武器作斗争的勉强？”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只有一次允许自己发怒。在德国向俄国开战时，德国大使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找到他，请他利用他在罗马的影响力来让教皇宣布支持德国。他对此的回答是：“那么，我又怎么去向数百万被杀害在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
一位基督徒(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