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作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而内府所存召取襄王的金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石亨等罗织锻炼，辩之何益？”
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极刑”，便是千刀万剐之刑，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沈敬被无辜牵扯进来，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中时，皇帝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道：“于谦实有功。”
在朱祁镇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年轻皇帝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非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连大明朝廷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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