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目光里是她看不懂的情绪：“你有给过我解释的机会吗？”
“谢宜珩，一声不吭走掉的人是你，现在口口声声说我不道歉的也是你。”他眼尾带着深深浅浅的红，嗓音滞涩：“你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的啊。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两个错责相当的人气急败坏地相互指责，问题和答案听上去都是莫名其妙，还是因为一桩荒唐可笑的陈年旧事。
人在吵架的时候是没有理智可言的，只会用最唾手可得的武器去竭尽全力地伤害那个你所以为的敌人，比如语言。
她轻轻的说，“我本来也是要学物理的。”
歇斯底里的怒骂和哭诉，在多伦多的冬天里被一次次的冷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筛去了所有的情绪。到最后留下的话，不恶毒，也不难听，却笔直地往心脏扎。
裴彻知道她当时面临着怎么的困境，也曾经无数次的设想过，如果他当时相信谢宜珩，那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在苏黎世理工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去爬阿尔卑斯山。回来的时候心血来潮，去谷歌学术搜了谢宜珩的名字。她发表的论文不少，期刊影响因子也不小。有关于融合推荐算法的论文，也有研究机器学习的模型设计。
但没有一篇论文是和物理有关的，她似乎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他知道他不是唯一的那个恶人，但他是个恶人，是揭发了耶稣的犹大，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谢宜珩的博士毕业论文他也看了，致谢部分的最后写了一句话：“感谢我的挚友阿比盖尔·丹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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