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不忘中国”。甚至认为“市买一二布帛于东”，也是无关大局的。
对于蒙古诸部落在明金交锋中的态度，熊廷弼看得通透：“我若兵马壮实，虏自为用，不然虏反借我以用我，此‘人衰鬼弄人’之说也。”
他还说道：“攒刀说誓，此滥套语。辽中何虏不攒刀？何日不犯誓？禽兽无耻，不足恃也。”
而站在强者的一边，才是正常的思维和选择。
在关外，建虏已是最强的势力，蒙古诸部不归附，就只能被灭掉，或是象虎墩兔那样逃得远远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越是笼络示好蒙古诸部，就越显出明军惧怕建虏、难以对抗的底细，越是让蒙古诸部生出轻视之心。
而且，辽西十数万明军，全仗着内地运粮，海运完了再陆运，耗费极大，朝廷难堪重负，是咬牙在支撑。
即便如此，因粮饷不足而致兵变的事情时常发生，很多士兵都吃不上饱饭。
宁远闹饷，逼得巡抚毕自肃自缢；己巳之变，外地勤王之军缺饷少粮，士兵抢掠民间，官将定罪论死，军队随即溃散。
袁崇焕却把这些朝廷千辛万苦筹集到的粮食物资，用来资助已经与后金勾结的蒙古诸部，还对东江镇断粮饷搞海禁，可见其智昏，其心毒。
“罄民脂以饵之，为建虏玩弄于鼓掌之上。误国如此，督师之肉，其足食乎？”这是写出《国榷》的明末史学家谈迁对袁崇焕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
用大明军民的民脂民膏去喂养敌方，被金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贻误国事到如此地步，就算吃了袁崇焕的肉
第三百三十一章 与袁督师划清界线(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