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防范”意识。虽然乐于吸引外国人朝贡，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中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华夷之防”。中华帝国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实惠。中国专制体制是有洁癖的，“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加给对手的惯用罪名。中国这个摊子已经够大了，如果不是巩固国防的需要，往往并没有扩张主义冲动。他们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除了朝贡一途外，他们希望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并且给外国商人设置重重阻碍，以给自己的铁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烦。
不但不希望外国人给帝国带来麻烦，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所厌恶。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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