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视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传忠君孝亲的戏剧，对帝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戏曲工作思路较历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乾隆皇帝抓戏曲，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创。
禁书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涉及数量众多的剧本。在审查禁书的过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违碍”内容的戏本。有的涉及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有的剧本充斥“胡”“虏”字样，存在丑化少数民族情节。有的剧本黄色下流，不利风化。有的剧本宣传凶杀暴力，格调不高。“搂草打兔子”，结合禁书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员严格审查民间剧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审查各地报送到京的禁书时，发现了一出叫《喜逢春传奇》的剧本，“有不法字句”。至于如何“不法”，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估计有斥骂“夷狄”之类的内容。皇帝非常重视，特别下旨说：“朕昨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查出《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传谕高晋、萨载，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一声令下，这个剧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销毁。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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