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
乾隆中期的官员们，对文字之案，一律宁左勿右。他们素知皇帝对文字问题看得极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江西巡抚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国开始推行“查办禁书运动”，大多数省份表现不力，查出的禁书数量寥寥。江西却成绩突出，在海成的紧抓之下，两年间查出“不法”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之首。
虽然对文字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海成也觉得《字贯》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句话，顶多算得上“狂妄”，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最为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说这句序言毕竟语气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以便审拟定罪，当否，请皇帝批示。
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能料到，这道奏折居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战争进行多年，去年才勉强惨胜，大丢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别是推进“禁书运动”两年多，各地督抚毫不用心，进展十分缓慢，令皇帝一筹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漫不经心地读到第十页，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须眉皆立，满面涨红，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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