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越多的违禁图书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丰硕，以致朝廷原来暂时存放不法书籍的方略馆居然书满为患，无法容纳，甚至院子里也堆积如山。
那么，这些如山如海的书籍中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去搜罗并消灭呢？
康雍两代，禁书大约有以下两类：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书籍。汉人历来有狭隘的民族观。黄宗羲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那些宣传“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的传统历史观，以及宣传“夷狄异类，近于禽兽”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图书当然是犯忌讳的。
二是记录了满族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记载满人暴行，咒骂诋毁者，为数颇多，这都是清代统治者十分在意的禁书。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狱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乾隆皇帝做事的特点是通盘考虑，斩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针对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却把矛头扩大到了所有活人的“违碍文字”。他要修正的，不仅是反满情绪，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错误看法”。所以，他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要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对于事涉“女真”“满洲”字样的书当然要求更严。女真在中国历史上活动很长时间，从宋至清，凡书中有涉“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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