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
第3节(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