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院里，天天被喂精神病药，直到后来，她弟弟要结婚了，他们把她放出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她才得以联系上屠先生，因而找的方律师和王律师。但是当年没有《精神卫生法》，我们咨询过北京、深圳、广州和东海市的诸多司法鉴定中心，他们都明确精神病鉴定是有一定难度的，通常他们法医是以病人家属及同事、朋友对其日常生活言行表现的观察为基础，再做些测验，包括对答是否切题，思想是否存在极端、偏执等异常，脑波波动是否偏离明显等等，对于精神病早期或间歇性的病人，基本以家属陈述为进行治疗的基础依据。当时对于徐女士来说，家属当中只有徐女士那未成年的女儿是帮她的，但女儿也没有能力，只能安慰妈妈说‘在他们面前，我们就假装乖乖吃药给他们看，您把药丸含在舌头底下，趁他们不注意，就把药丸吐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可怜的徐女士，当时每次偷偷跑出来见律师，其实她已经被史先生定位跟踪了，在10分钟内她妹妹或弟弟就会追到了，妹妹说姐姐脑子是不清楚的，让律师不要管她，弟弟说姐夫是铁公鸡，拔不出毛的，姐姐不会是他的对手，斗不过的，让律师放弃，问姐姐是否交过什么资料给律师，让律师要拿出来给他，我们说没有给过什么资料，不给他，但我们律师感觉，徐女士已经众叛亲离、孤木难以成舟了，要等她女儿成年还得5年，5年徐女士等不了了，而且刚刚成年的女儿也未必是她爹的对手，更何况，徐女士的妹妹大概率是姐夫的情妇，弟弟不会为她得罪姐夫这棵大树，每年300万也不是小钱。徐女士在最后一次见我们律师的时候说‘其实，我知道自己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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