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学知识分子向他传授的儒家“三纲五常”“正心诚意”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儒家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尽管赵复、姚枢、刘因、许衡等人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但并未被官方予以认可。只是由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极力宣扬，元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孔孟之道有利于化民成俗，便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推行汉化，适度地尊重儒学。
忽必烈即位以后，在任用汉文化知识分子参与统治的同时，其也格外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与推广，接受姚枢“立学校以育才”的建议，旋即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使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随后又增设蒙古国子监，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贵族子弟。
不过赵昺知道因为忽必烈是个实用主义者，对于儒家不重视理财而对他们不满，因此用人一直在色目人和汉臣之间摇摆，并没有实行科举制开始以经义取士，从而未使得儒学的地位在元朝获得真正的确立，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当然真正的历史中，却是元仁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并规定中试者可选聘为官，增加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宦途径，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得到进一步传播。但可惜的当下当政的是铁穆耳，蒙元大厦将倾，已然难以等到其继位了。
如此也导致了蒙元底层的儒士通过科举入仕之路，为了谋生只能放下身段自谋职业，正如张颂刚刚所言‘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或隐退乡野讲学’。想想在大宋儒士向来耻于经商，现在都做起小买卖了，可见蒙元儒士生存环境
第１６６２章 心有芥蒂(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