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墨迹、书版、碑铭与崖志等，同时被禁毁的还有多人的文集。到了崇宁打尽，所以将贬抑的人数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之多。蔡京又自写了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所共见，以“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后来向太后的兄弟在入宫时曾告诉徽宗，有不少碑工不愿意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得罪后世”；更有一些碑工借故不接这桩活计，其中有一位江西九江的碑工，说：“小人家旧贫窭，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朝廷的禁令，无疑是相当严格的，而且曾将赏钱增至八十万，可是像师师这样轻易就买到《东坡文集》，自然不是个别现象。徽宗早就知悉苏轼的文章一直就在读书人中秘密流行，而且越禁流传愈广，以至于很多人竟以收藏之富相夸耀，只是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改称为“毘陵先生【2】”。徽宗还听说，士大夫不能诵苏轼之文者，便自觉气索，而别人则常常鄙薄这种人为“不韵”。
此时徽宗越发觉得，当初所为确实有些过分了，何况当时上天已然示警：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也。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偏偏将党籍碑给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还曾在徽宗面前厉声道：“碑可毁，但名不可灭。”
徽宗从小就知道，苏轼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记忆超群，当真为天下第一才士！不过“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徽宗过去只是看过一些苏轼的文章，对他的丹青之作已多年未加赏鉴，当日或恐有些偏颇、轻率之评，今日恐怕需要再加细细赏鉴才
第八章 第六章 追赠待制（上）(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