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得，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人们的认知，谋逆，无论是生在口头上，还是付诸了实施，都是族诛之罪，而淮扬大总管府只杀了当场被捉住的主犯和从犯，已经体现了仁慈，若是七个儒生的谋划对象为蒙元皇帝妥欢帖木儿，不光是他们和在场的家丁奴仆，连同他们的家族都要被连根拔起，从八十岁高龄的老头到襁褓中的婴儿，一个都得不到幸免。
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争论了许多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喧闹一回，到后來，居然还蔓延到了整个世界上，被哲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反复探讨。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后人在探讨之时，难免就站在了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上，对某些细节进行了掩饰或者放大，于是乎，原本不太复杂的案件，就变得愈扑朔迷离，以至于到了数百年之后，依旧有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以此为模版诞生，每一次改编，都能吸引到无数眼球。
然而，这些热闹都是后人的，在当时，朱重九和刘伯温两个，可沒顾得上想那么多，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尽快结束这场刺杀案，将其影响消弱到最低，平息整个淮扬地区，进而平息淮扬周边的动荡。
他们的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当把刺杀案的主谋硬扣在几个腐儒头上之后，非但是淮扬上下的文武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周围的其他诸侯，也瞬间都把心脏放回肚子里。
虽然，诸侯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光是几个腐儒，肯定掀不起如此大的风浪，但这当口，谁也不会主动跳出來跟淮阳大总管府唱反调，几个腐儒效忠的是蒙元，不是他们的臣子，他们沒必要强出头，此外，这个节骨眼儿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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